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研究開始於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文，並且繼續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裡探索。他對於其他宗教的研究則由於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斷，使他無法繼續在《古猶太教》之後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計畫中對於詩篇、塔木德猶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研究[22]。他所完成的那三個主要研究都關注於宗教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社會階層與宗教理想間的關係、以及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徵。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會學上，韋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便是一篇名為《政治作為一種職業》（Politik als Beruf）的論文。在這篇論文裡韋伯提出了對國家的定義：亦即國家是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39]，這個定義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的重要基礎。在這篇論文裡韋伯主張，政治應該被視為是任何會影響到控制暴力的權力分配的活動。政治也因此是純粹來自於權力。
韋伯並且提出了三種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權威的形式：魅力型權威（家族和宗教）、傳統型權威（宗主、父權、封建制度）、以及法理型權威（現代的法律和國家、官僚）[41]。韋伯主張歷史上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多少包含了這樣的成分[42]。他認為魅力型權威的不穩定性必然導致其被迫轉變為「常規的」權威形式，也就是傳統或者官僚型支配。同樣的，他也注意到在純粹的傳統型支配裡，對於支配者的抵抗到達一定程度時便會產生「傳統的革命」。
韋伯在社會的官僚化上的批判研究也相當為人所知，研究一個正式的社會體制如何以理性的方式套用某種形式的官僚制度。事實上也是因為韋伯展開了對於官僚制度的研究，使得官僚（Bureaucracy）這一詞成為常用的社會科學術語。許多現代公共行政學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回韋伯。當社會學研究述及一個傳統的、有著階級架構的大陸型文官體制時，也經常將之稱為“韋伯文官體制”。不過這隻是韋伯在他的《經濟和社會》（1922）里所提及的其中一種公共行政和政府統治形式，而且韋伯個人並不欣賞這種制度—他只是認為那特別成功和有效罷了。在這本書里，韋伯勾畫出了社會學知名的“理性化”概念，亦即從一個價值為取向和行動的體制（傳統型權威和魅力型權威）轉變為一個以目的為取向和行動的體制（法律型權威）。而依據韋伯的說法，不斷理性化的結果將會是一個“冰冷的北極夜晚”—人類生活的理性化造成個人陷入了一個以權力統治和理性為根基“鐵籠子”里。韋伯的官僚研究也使他正確預估了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結局，由於自由市場和其機制遭到廢止，國家不但沒有消失（卡爾·馬克思預言共產主義社會將會達成這個目標）、反而開始了規模驚人的過度官僚化（舉例而言，短缺經濟的爆發便是證據之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8B%E6%96%AF%C2%B7%E9%9F%A6%E4%B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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