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險社會，要“再造政治”以應對風險。在Ulrich Beck看來，再造政治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人們必須告別這樣的錯誤觀念，即行政機構和專家能夠準確地瞭解對每個人來說什麼是正確的和有益的。要破除專門知識的壟斷。
第二，團體參與的範圍不能由專家來定，必須根據社會的相關標準開放，實現管轄權的開放。
第三，所以參與者必須意識到，決策不是已經制定好的，從外部作出的。要實現決策結構的開放。
第四，專家和決策者之間的閉門協商必須傳達到或轉化為多種能動者之間的公開對話。
第五，整個過程的規範必須達成一致，實現自我立法和自我約束。
就當代世界來說，風險環境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風險的客觀分配格局的變化；二是對風險的理解的變化。具體來說，前者包括：高強度意義上的風險的全球化，例如核戰爭的威脅；具有全球影響的突發性風險；人化環境或社會化自然帶來的風險，比如知識對物質環境的影響；影響無數人生活機會的制度化風險環境的發展，例如投資市場。後者包括：風險意識本身成為一種風險；風險意識的分佈趨於均勻，許多風險被廣大公眾所瞭解變得熟視無睹。同時公眾也意識到專業知識具有局限性。風險的個人化是對風險制度化的一種彌補，因為個人風險意識提高了，在風險面前會更加主動地採取自我保護的措施，並且積极參与改革現有的制度。風險意識是吉登斯等人所說的反思的現代性的核心。隨著個人、制度以及社會的反思性提高，簡單現代性也在向反思的現代性轉變。這種轉變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從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轉變。解放政治的目的是把個人和群體從其生活機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包括了兩個主要因素。一是打破過去的枷鎖，二是力圖剋服某些個人或群體對其他個人或群體的非法統治。解放政治是以階級為基礎的，關心的是減少或消滅剝削、不平等和壓迫，只關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沒有把與生活有關的各種決策包括進去；另一方面，它只關注自主，忽視了相互依存和團結。
生活政治是以個人為基礎的，關注的是個人的選擇和決策。如果解放政治是一種生活機遇的政治，那麼生活政治便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是認同的政治、選擇的政治、自我實現的政治。它不僅包括個人生活，還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要解決的是“集體人面臨的挑戰”。儘管風險的個人化也意味著風險意識和風險認識水平的提高，但是個人在風險認知上遇到了雙重困境。
第一個困境是：儘管個人的風險意識提高了，對許多風險的瞭解加深了，但是在某些後果嚴重風險面前常常反應過度，作出非理性的反應，儘管這些風險只是可能要發生的。典型的例子是人們的核恐懼以及對交通事故的習以為常，儘管後者發生的概率遠遠高於前者。吉登斯對此的解釋是，“高後果的風險具有一種獨特屬性。它們所包含的災難危險越多，我們對於所冒風險的任何真實經驗就越少，因為如果事情‘出錯’的話，那就已經是太晚了。（可想想高雄氣爆/食安問題...）
第二個困境是：個人在風險判斷上越來越信任專家系統，但是專家系統本身也在風險的認知和解決上存在著內部爭議，權威性受到了質疑，因此個人應對風險的方式更加個人化。典型的是健康危險。比如吸煙曾被某些醫學專業部門提倡，認為可以令人放鬆。由於專家系統判斷的不統一，有些人對臨床醫生採取將信將疑的態度，只有在絕望的時候才去就醫，並且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行為習慣。由於分析了風險對個人生活的影響，所以吉登斯的理論除了與貝克的理論同樣具有巨集觀制度分析的特點外，比貝克的理論更加微觀細緻，能直接推導出更多的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因此也受到了官方的重視。英國工黨在加世紀90年代重新執政後，就把吉登斯的理論作為其制訂政策的主要理論基礎。吉登斯被稱為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思想導師，其理論構成“第三條道路”思潮的主要內容。
*第三條路可結合周繼祥 政治學21世紀的觀點 第四章 政治意識形態 第五節 第三條路及其超越。
延伸
-新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